當前，糧食安全成為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同時，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既能推進我國農業強國建設，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全力支持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既是金融服務國家戰略的政治責任，也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機遇。”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撰文指出，農村金融發展必須牢牢把握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抓住金融數字化轉型這條主線，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疊加、倍增作用，提升金融支農的覆蓋面、可得性和精準度。

普惠金融助力鄉村振興

農業作為我國第一產業，是一切生產生活的首要條件。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組織編撰的《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21）——面向2035年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指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既是新發展階段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核心任務，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舉措。農業強國以“四強一高”為基本特征，即農業供給保障能力強、農業競爭力強、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強和農業發展水平高。

在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過程中，鄉村振興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編審郭如才撰文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出發、著眼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決策，體現了國際和國內統籌、城鎮和鄉村協調、需要和可能兼顧、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統一。

“從構建新發展格局看，迫切需要擴大農村需求，暢通城鄉經濟循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特別是基于我國比較優勢變化，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決策，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也是新發展階段要著力推動完成的重大歷史任務。”郭如才分析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我國“三農”工作新的歷史方位，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2018 年中央一號文件闡明了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三步走”目標：2020 年，形成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2035 年，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2050 年，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崔勇表示，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推動實現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進程中，金融機構肩負著重大職責使命。對金融機構而言，要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著力發揮好資金活水、資源配置等功能作用，助力深入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大力發展縣域富民產業、加強縣域商業體系建設、促進農民就地就近就業創業，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同時，要積極支持農村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聚焦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等重點領域，加強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加大信貸投放特別是中長期低成本純信用類信貸支持力度。

中信建投證券非銀分析師趙然在相關研報中指出，鄉村振興是立足于我國國情農情，需要“政策協同+多方發力”共建的重要戰略。其中，普惠金融的核心基礎是“銀政保擔網”，即在“正向激勵+盡職免責”的監管機制下，地方政府、傳統金融機構、互聯網企業、農業創新公司須下沉經營管理和服務重心，合力為農業現代化創新賦能，提高鄉村品牌產品的附加價值，最終形成鄉村振興的內在增長驅動力。

完善鄉村振興金融服務

如何將金融資源高效配置到鄉村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成為金融助力鄉村振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中信銀行行長方合英撰文指出，隨著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農村改革將進一步深化，城鄉要素流動進一步暢通，農村資源將進一步盤活，鄉村振興基金、涉農貸款財政獎勵補助、農業信貸擔保倍數放大等貨幣財政政策不斷完善，人才、資本和技術等各類資源回流農村，農村產權流轉機制及平臺逐步建立，農村信用體系和信用環境大幅改善，這些都將為銀行開展鄉村振興金融服務提供有利環境和有力支撐。

“近年來，農業農村數字化步伐加快，互聯網、大數據、移動支付、物聯網等現代科技加速應用，為商業銀行突破網點局限，進軍縣域和農村金融市場提供了可行性。例如，手機銀行等移動金融服務的迅速普及，方便快捷地滿足縣域和農村地區支付結算、轉賬匯款等基礎金融需求，大幅降低了對物理網點的依賴；依托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開發的一系列全流程在線融資產品，將審批、簽約、放款、還款等環節全部在線自助式操作和自動化處理，有效提升了對偏遠地區客戶金融服務的覆蓋面。”方合英表示。

不過，金融在支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工作過程中還存在一些痛點。范一飛指出，一是“三農”領域基礎設施相對薄弱，我國農村地區幅員遼闊、產業布局分散、人口相對稀疏，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投入大，部分偏遠地區甚至仍有覆蓋盲點；二是鄉村數字治理工作起步較晚，因涉農數據元、數據接口、數據標準差異，地域間、機構間存在“信息孤島”和“數據煙囪”，給涉農數據融合應用帶來一定困難；三是農村金融承載能力存在痛點，農業產業鏈條相對較短，且種植業、畜牧業、漁業等領域生產經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部環境，對外部風險特別是自然災害的抵御能力較弱。

范一飛建議，加快建立健全農村金融標準體系，以標準化手段推廣惠農實踐、補齊服務短板，基于統一標準推動農民群眾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水平的金融服務，健全規模集約化、成本可負擔、商業可持續的農村普惠金融發展長效機制，著力彌合城鄉間“數字鴻溝”。

“根據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的調查，鄉村地區對保險的需求更加廣泛和普遍，農村面臨著很多風險或不確定因素，這些既包含在農業生產和經營、就業、醫療、教育、日常生活等活動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環境、市場、社會和政策等方面。此外，風險高也是農村地區融資難、收入水平低和易返貧的重要根源。因此，保險應該成為普惠金融的重要內容。”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莫秀根表示。

莫秀根進一步指出，微弱經濟體收入水平低，任何風險事件的發生都會造成其收入的下降或者開支的增加，普惠保險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對農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沖擊。同時，農業生產和自然條件密切相關，容易遭受各種自然災害，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通過保險轉移一定的風險，可以引導資本流向鄉村地區。另外，鞏固扶貧成果，除了采取其他的措施，普惠保險應成為一個重要工具。